2003年度散文家：余光中
余光中 　　余光中，福建永春人，1928年生于南京。1952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。1985年迄今，在高雄市中山大学外文系任教，并担任文学院长6年。余光中作品多产，风格多变，近年在内地出版的诗选、散文选、评论选、翻译等书，近20种。他的《乡愁》一诗传遍华人世界，他的《乡愁四韵》与《民歌》等，亦颇流行。散文如《听听那冷雨》与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等亦屡入选集，并收进两岸的教科书中。 　　授奖词 　　余光中的散文雍容华贵。他的作接续了散文的古老传统，也汲取了诸多现代元素。感性与知性，幽默与庄重，头脑与心肠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他独特的散文路径。他渊博的学识，总是掩饰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，他雄健的笔触，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。他崇尚散文的自然、随意，注重散文的容量与弹性，他探索散文变革的丰富可能性，同时也追求汉语自身的精致、准确与神韵。他在二○○三年度出版的散文集《左手的掌纹》，虽然只是他散文篇章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已充分展示出他的散文个性。他从容的气度、深厚的学养，作为散文的坚实根基，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更是成了质朴的真理。再联想起他那著名的文化乡愁，中国想象，在他身上，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。 　　我曾说：“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，任缺其一，世界就不成立体。”正如佛洛斯特所言：“双目合，视乃得(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.)”。中国古代的文人，原就强调“诗文双绝”；唐宋八大家之中，除苏洵、曾巩之外，可说都是“诗文双绝”。 　　在风格上，我不认为散文只是橄榄、清茶，因为“韩潮苏海”原为古文可羡之境界。在篇幅上，我认为散文不必限于小品，也可以扩大驰骋的空间，长到两三千字以上。我的散文甚至可到六七千字或更多。散文不必守住轻工业，也可成为重工业。在语言上，我认为酌量使用文言与西化句法，可增加文体的弹性。我的文体观是：白以为常，文以应变，俚以见真，西以求新。文体富于弹性，散文家才能呼风唤雨。 　　无论是诗或散文的创作，我取法的典范首先是中国的古典，其次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西方文学。古文教我如何掌握凝练、整洁，白话教我如何做到自然、亲切，英文教我如何经营层次井然、长而不乱、富而不杂的复合句法。我致力追求的文体，是用女娲炼石补天的洪炉来炼仓颉的方砖，与源出希腊、罗马的西欧拼音文字相融。我相信只要得法，混血更美，合金更贵。 　　散文大家之中，于中土我崇仰庄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韩愈、苏轼；于西方我佩服培根与约翰生。西方的好散文往往出于小说家之手，如康拉德与劳伦斯；哲人之手，罗素的散文乃清畅之典范。说理文章曾经启发我的，英文有艾略特，中文有朱光潜。 　　在散文的语言技巧上，我追求多元的弹性，认为语言应文白互补，句法应长短相济，分段忌四平八稳，题目应别出心裁。不少作者西而不化，句法冗长，标点太少。英文用标点，为文法所需；中文标点，不可拘泥文法，而应依照文气。其间的差别，许多散文家似乎从未留意。 　　乡愁是根深蒂固的人之常情，但不完全由地理造成。一个人多年后回到故乡，仍然可能乡愁不断，因为他所熟悉的故乡已经改变了。物是人非，便有乡愁。若是物也非了，其愁更甚。我当年离开内地，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/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”乃此生最大的伤痛。幸好那时我已经21岁，故土的记忆，文化的濡染已经深长，所以日后的欧风美雨都不能夺走我的汉魂唐魄。我在诗文中所以呼喊着狂吼着黄河长江，无非是努力为自己招魂。 　　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把2003年的散文家奖颁给我，实感荣幸，似乎我这枝拙笔还能挥出半空晚霞，一时还无须缴还缪斯吧。同时我觉得这个奖，对凝聚海内外华文作家，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。 　　《左手的掌纹》 　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版，责任编辑汪修荣 　　诗歌和散文是余光中的左右手。余光中内力深厚，诗歌融汇古典现代，散文兼擅知性感性，双手擎天，独步天下。其诗歌经历多年的风格创新，已然成一大家。 　　《左手的掌纹》一书，收入余光中五十年散文创作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，风格多变，而气度一以贯之：文体不局限于框框，力求使用多元而富弹性的语言，气象万千；情怀不执着于一方，不薄西方爱东方，胸襟开阔。从余光中左手纵横的掌纹之中，可相出数十年人生的云起云落。 　　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 李怀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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